Bsports必一体育清远经验再出发 清远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座城

　　清远是一片富有改革精神的热土”。从开启全国工业体制改革先河的“清远经验”，到全国首创的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从源自清远模式的扶贫“双到”，到移民样板的“连南模式”，再到起于“江湖”走入“庙堂”的清远农综改。清远从来不缺乏改革的闯劲和韧劲，以自我革新的精神和勇气，走出了一条以改革为引领的特色发展之路。

　　1978年7月的一天，飞来峡口，白庙北面，清远县氮肥厂人声鼎沸，一场全体员工讨论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与以往“挂帅”不同的是，这一次讨论主题与工厂效益直接相关。

　　工厂曾国华最先发言:“来厂七八年，几乎年年亏损，今年时间过半，任务未过半，又会以亏损告终，心里有老‘打败仗’的感觉，滋味难受。”

　　曾国华的这段肺腑之言引起台下共鸣。“领导滋味难受，我们的苦日子也不好过，工资少得可怜，33元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上山打柴、下河捉鱼、落田摸螺，汗水泪水流在一起，有苦难言。”有员工说。

　　建于1966年、1970年投产的氮肥厂，是当时清远县规模最大、工人最多的工厂，被寄予清远工业梦想的厚望。然而，400多人的工厂，产量最高也只有1.2万吨，投产9年，就亏了9年，累计亏损达到773万元。

　　穷则思变。一番讨论后，氮肥厂上下一致同意，用“记分计奖”的方式，发放“单项奖”“综合奖”等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尽管两个月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透露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信号，厂领导心里依旧极其不安。要知道在之前，发奖金随时会被批斗。

　　恢复了发奖金，工人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可是，由于这种奖励制度与企业经营效果脱节，奖金分配又是平均主义，大家的干劲热了一下子又冷下来了。

　　后来，有人借鉴“洲心经验”进一步建议：可不可以企业利润中抽出部分作为奖金发给工人？这就是“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上世纪60年代，清远县洲心公社塘坦大队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水稻田间管理“五定一奖”（即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被称为“洲心经验”。

　　一个多月后，1978年11月24日晚，距清远1000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面对一张契约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效果出奇地好：试行前13天，氮肥厂亏了3.2万元，试行后18天，不仅补回了亏损，全月还实现了盈利3.5万元。这是氮肥厂投产9年来第一个月实现盈利。

　　接着，“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在清远全县17家国营企业全面推广。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领导权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治权。”基于这一共识，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清远县工业交通系统实施了第二次“大动作”。

　　1979年4月，清远县撤销县工业局等部门，由县经委直接管理国营工厂，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成既是组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又是相互独立的经济机构，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管理被统一起来，由县经委管理。

　　这一年起，氮肥厂开始扭亏为盈，全年盈利55万元。显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并得到了大部分县领导干部的支持，陈国生却再三叮嘱下面“只做不说”。“因为过去我们搞了洲心经验，后来都受到些冲击，受到些挫折，所以那时候我们先干，不作宣传，除了数字报表有上报，没有给地委汇报，因此开始几个月是闷着头干。”多年后，陈国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1962年至1965年，清远推广“洲心经验”，全县稻谷年产量4年持续上升，是解放以来稻谷生产增长最快的时期。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文化大”的发动，“洲心经验”未能全面推广。“文化大”期间，“洲心经验”还被作为“修正主义黑货”“三自一包”的黑样板而反复受到批判，县委和当时洲心公社的有关领导也多次受到批斗。

　　只做不说的改革虽然低调，增长的财政数字却瞒不过人。1979年，清远全县工业产值增长12.2%，利润增长2.5倍，17家国营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增长1.8倍，是全省产值利润增长最高的一个县。

　　虽然工业系统的同行大多对“清远经验”表示支持，但财政部门却持不同意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统收统支”，工厂的所有收入上缴，支出要报批，清远的做法违反了国家财经纪律和制度，“这不就等于把本应上缴国库的钱‘截流’了吗?”1979年5月，广东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清远县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3个月后，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清远经验”的争论再次展开。时任省委习仲勋在最后讲话时说:“一定要解放思想，省委、省革委有关文件的规定，如果实践证明不对，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手续改过来，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工交战线，一定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课……”

　　不过，“清远经验”推广的阻力依然很大。1980年6月，广东省在广州召开工交工作会议，一直对清远的改革持肯定态度的省经委领导在报告中却只字未提“清远经验”，现场讨论对“清远经验”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习仲勋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对头，有点生气，于是马上召集领导开会，他说推广“清远经验”是省委的决定，但现在出现了反复。

　　7月7日，习仲勋在氮肥厂召开了座谈会。他跟氮肥厂的干部们说，“我支持你们，我来迟了，对你们支持不够，我应该早来。”

　　伴随着习仲勋的到来，人民日报社、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和广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来到氮肥厂采访并做了大量报道。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新华社的报道《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县经委直接管理工厂: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使人振奋———17个厂平均每月利润增长36倍，广东决定推广清远经验》。

　　1981年3月国务院发出〔1981〕48号文，提出学习和推广“清远经验”。至此，有人形象地说:“清远经验”这个“地方粮票”变成通行全国的“全国粮票”。

　　作为改革起源地的清远氮肥厂，1979年扭亏为盈后，在连续6年电力供应紧缺开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年年盈利，至1989年连续11年共实现利润近1000万元。

　　时任清远县委的赵伯杰后来认为，清远氮肥厂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一个在工业领域，一个在农村，都画下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作用几乎可以并驾齐驱。

　　1982年5月12日凌晨3点开始，当清远人还沉浸在梦乡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特大暴雨从天而降。雨，像盆泼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静逸的小城转眼成为一片汪洋。

　　据资料记载，这场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641毫米——根据国家防办《防汛手册》规定，凡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者定为暴雨，在250毫米以上则为特大暴雨。

　　北江河畔的清城镇，在5月12日那天，西郊的黄坑围被山洪漫顶并冲开7个缺口，加上北江水位急剧上涨，清城腹背同时受到洪涝袭击，洪水如脱缰野马，冲进街道，穿房入屋，几小时内，全城顿成汪洋泽国，县政府门前水深高达2米，中山公园达到3米。

　　到了13日午夜，北江水位达到15.88米，超过历史最高洪峰。县城里的内涝水位超过16米，足有6层楼高。黄岗围、黄坑围、清西围、飞水围、秦皇围、大厂围、白庙围等36宗堤段决堤，缺口75处，总长4335米。

　　统计数据显示，全县31个公社（镇、场）受灾，其中24个受重灾，受灾人口47.95万人，占总人口的54.3%。死亡206人，失踪16人，受伤17700人，有25.83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这场洪灾后来被中国天气网列为建国以来的重大洪涝灾害之一。

　　“南雄落水洒湿石，去到韶关涨三尺，落到英德淹半壁，浸到清远佬无地走”。这是当时在清远流传的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意思是说，地处北江上游的韶关南雄下雨淋湿了石头，当这些雨水汇流到韶关时，水位已经涨了三尺，当洪水到到达北江中下游的清远，足可以把整个县城淹没。

　　建于北江河畔的清远县城地形低洼，千百年来，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每年春夏两季，北江河泛滥成灾，对洪灾的恐惧可谓刻在了清远人的骨子里。

　　1994年6月19日，清远市区北江水位出现有记载以来最大洪水，16.32米，直接威胁广州安全。时任代总理从广西飞赴清远灾区视察，经过18个小时的抢险，终于保住了北江大堤。

　　1997年5月7日，清远又迎来局部暴雨，10个小时降雨达700毫米，相当于一天下了全年四分之一的雨量，千年古刹飞来寺被冲毁。当时，正在清远挂职的散文作家陈俊年在其作品《南方的岸》写道：“来势汹汹的北江水，猛然冲塌了半山上的飞来寺，寺中的菩萨雕像，也可怜地被冲到数十里之外。那时候，我在清远挂职，亲眼见市府背后的北江河面，虽说没有长江宽阔，却无奈惊涛挤拥、浊浪滔天。清远人见惯了北江的淫威，抗洪抢险也用不着开誓师大会，滂沱雨夜，马灯和手电闪闪烁烁，北江大堤上，游动着无数警醒的心。”

　　曾任清远市政协主席的邹学军回忆说，“旧城的上下廓街常常被水淹，出门需要撑船，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阁楼，有小船，每年春季雨季往往都需要乘船出入。”“凡是‘三防’指挥部一开会，老百姓一听到抗洪救灾的广播，干部和群众便一起上堤装沙包，日夜分班巡视堤围。”

　　后来以26岁之龄成为清远县最年轻县委的黄卫星回忆说，苦无大桥，广州——北京国道公路干线在清远被北江隔断，每天南来北往的数千辆汽车和数万群众，只能靠轮船渡江。由于渡船有限，县城的过河码头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及车队都在江边等待渡轮，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时候等候过渡的车龙沿着曙光路，一直排到现湖滨步步高，甚至是现市二中的门口，蜿蜒几公里，蔚为壮观。一旦遇上刮风下雨，过渡的车辆还得候上三五天。每逢雨季江水泛滥大雾弥漫，轮渡不通，人们只能望江兴叹。

　　并非清远不想建桥，而是囊中羞涩。从1958年至1980年的22年间，县政府先后3次提出了建桥计划，都因财政拮据，未能付诸实施。

　　1981年，清远县委第4次提出建桥计划，并认为这是关系到“沟通南部公路交通，促进‘四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也要把桥建起来。

　　1983年1月，清远县政府发文成立北江大桥建设工程指挥部，正式启动大桥建设。桥梁工程总投资2200万元，由国家和清远县地方财政各出一半。

　　桥梁的修建得到了海内外清远籍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据资料记载，在清远县地方自筹的资金中，有港澳同胞、华侨捐赠的240多万港元。其中，清远龙塘籍香港同胞林有生、龙颈籍廖福宜各捐款15万港元。

　　30多年后，林有生讲述当年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他说，“北江大桥筹建那几年，我常常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过一夜再回清远银盏，再走一小时路程回龙塘，就这样来回港清两地，商讨大桥建设工作。劳累和辛苦确实有，但收获的喜悦远远超过了劳累。刚开始时，有人认为项目太大，肯定搞不定，也有人质疑我。但我坚定信心，再辛苦再困难也要把桥建好。”

　　1985年12月7日，清远县举行隆重的典礼，庆祝清远北江大桥胜利建成通车，成为全城盛事。当天，林有生全家人参加了通车仪式，“激动得说不出线日，清远市一届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授予林有生“清远市荣誉市民”称。